安 歌

　　詩人李瑾轉來《齊冬平詩選》囑我評論，翻閱之下，不由得心潮起伏。國有企業是共和國的長子，為我國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福祉做出了巨大貢獻。不過，曾因體制不順，經營不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的國有企業被當成了社會包袱和改革對象。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期以來，由于不斷探索“兩權分離”，推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煥發出了勃勃生機。如果說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以小說的形式揭開了“老國企”求變的歷史帷幕，齊冬平的作品則集中反映了“新國企”發展的現實成就。

　　不得不說，“新國企”雖然承擔著傳統國企作為國民經濟支柱和執政黨物質基礎所賦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責任，并承擔著對國有經濟的控制、影響和帶動作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主體作用，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龍頭作用以及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陣地作用等諸多新的歷史使命，但反映“新國企”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和熱火朝天的生產場面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詩歌篇什卻鮮少問世，這顯然與習近平總書記“任何一個時代的文藝，只有同國家和民族緊緊維系、休戚與共，才能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的要求不合拍，也與詩歌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彰顯一個時代的風氣”的使命不匹配。這個意義上，齊冬平作為在中央企業工作三十余年的中堅人才，以強烈的時代意識和現實關注，創作出大量膾炙人口的詩歌作品，去深切回應、反映國企改革發展及其對社會生產全方位的促動，是當得起“新國企”詩歌的代言人和旗手這樣的稱號的。

　　所謂“新國企”之“新”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曰使命新、體制新、機制新、思路新、戰略新和文化新。這意味著，當國有企業以嶄新形象矗立在世人面前時，她急切呼喚具有現實品格的詩歌作品去抒寫、頌嘆和構建關于經營生產、發展變革的“主人翁”式的經驗、情感和夢想。《齊冬平詩選》共分為六個部分，雖然與工作密切相關的只有兩個專題，但這是詩集里面最厚重、最堅實也是與時代/歷史結合最密切的章節。在《創業者之歌》《“焊”武帝》《凝固的山口》《中冶人的贊歌》《中冶禮贊》《中冶旗幟》等等這些作品中，齊冬平將“新國企”置于當代中國乃至國際社會的客觀宏大背景中予以考察，既凸現出作者的現實使命感和對求新求變求效益的迫切企盼，又展示出社會發展的律動和生活變遷的悠長畫卷。也就是說，這些描述“新國企”的詩歌中，深廣的現實視野和對時代的熱烈關切是主基調、主旋律。

　　顯然，在齊冬平筆下，“創業者”這個核心概念或者說形象不只是屬于一代人，而是涵蓋了父輩和今天的我們在時代面前所作的選擇或所做的答卷。比如他的《創業者之歌》：“仲夏的夜，我們遠離兒女情長/挑燈夜戰，失敗的淚水里有親人陪伴/成功的喜悅，理解父輩當年創業的艱辛/滿月笑了，星光是那樣的輝煌璀璨/雨水和汗水將所有的累與痛洗滌/金秋時節，山花兒綻開笑顏/五谷圓滾滾，笑呵呵地走出田野/如同我們的創業之路，通往收獲季/冬雪飛舞，把我們堅毅的品質再摔打再磨煉/不懈怠，用心創造，追求一流的創意和產品/創業園內，同樣夢想的人，實現共同的夢想/民族復興的旗幟下，做真情真心真正的自己/新時代，我們用心鑄造世界，無愧有為一代。”作品中，齊冬平并沒有著力去演繹一種公共性/抽象的國有企業經驗命題，而是試圖以國有企業改革的真實而曲折的歷史事實為背景，集中展現他們的主人公堅持不懈、奮進搏擊的心路歷程，進而回擊這樣的人生/時間命題：“也許窮盡一生，……/但我們無愧于這一次寶貴的生命啊。”

　　李瑾在《譚詩錄》中提出：“一切詩歌都是敘事的。……沒有敘事就沒有詩歌，即便詩歌表現為抒情也是建立在敘事基礎之上。……詩歌興于事，立于事，成于事，一個詩人不會憑空而有感，如果要寫，一定是被和生活并列而行的事件／時間擊中了。某種意義上，抒情是怎么寫的問題，而敘事才是寫什么的問題：如果認為詩歌是抒情的，不過是因為我們過于注重技藝／詩性而忽略了我們自身／詩質。”齊冬平的詩質就在于他省去一切浮躁、鋪張的簡樸之筆的同時，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社會責任感，去創作最能打動人心的題材豐富的詩歌作品——這種“行動”本身就是繁榮國企文學、塑造國企精神的“創業者之歌”。毫無疑問，齊冬平充滿創作理想和激情的詩歌來自于“現實”這個宏大的文學母體，同時他又是一下下被新常態下國企改革發展的生動實踐擊中的，比如《中冶人的贊歌》：“看吧/這是段段用心熔鑄的歷史/幾千年的冶金史上/最光彩奪目的屬于中冶人/聽吧/這是段段必須高昂的歌聲/幾代中冶人鏗鏘前行的路上/不耽誤不懈怠格外深重/70年前，炮聲轟鳴/解放了的東北重鎮撫順/中國五冶誕生/就有了中冶人肩負的莊嚴使命/這是多少代中冶人的共鳴啊。”

　　王國維曾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通常的認識是，中國詩歌傳統體現出來的偉大的現實主義精神，是中國詩人血脈里奔涌不息的強大基因。在齊冬平的創作中，他突出強調“寫什么”即寫作立場和態度問題，和“怎么寫”即寫作技術問題保持著距離——他的創作手法就是直抒胸襟，比如《中冶旗幟》：“中冶旌旗迎風立 /鰲頭獨占笑蔚藍/我們激情豪邁地歌唱/站在高山之巔，七月流火/中冶人斗志昂揚/“9·25”寶鋼湛江符號里/中冶人用智慧和汗水傾力創造/世人驚嘆，分外榮光/這是世界效率最高的綠色碳鋼板材生產基地/世界首套焦爐煙氣低溫脫硫脫硝/工業化示范裝置/笑談間攻克世界性難題/成就不亞于“哥德巴赫猜想”/中冶人指點共和國火紅的歲月/“國家隊”演繹激情年代。所謂“感其況而述其心，發乎情而施乎藝也”。齊冬平顯然知道詩歌是人類思維與現實存在相結合的產物，故而他通過觀察、思考、解讀、把握新時代不同于其他時代的特質、新質和異質，將宏大而幽微的直抵生命內核的生命潛質借助國有企業這個意象揭示出來。

　　當然，國有企業的“使命”不只是制造產品，它身上集中體現的是國家隊的巍峨形象，就宏觀層面而言，國有企業必須在堅持國家站位、堅持“雙輪驅動”、堅持守正創新三個方面集中發力，更好地“走出去”，搞好經營的同時全面打造具有全球綜合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這就意味著，國有企業“走出去”不僅是產品技術“走出去”，更是文化形象“走出去”，而作家包括詩人的職責就是通過企業的市場行為和形象宣傳，向世界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組詩《在大洋的那一邊》描寫的就是作為投資開發商的中冶及其所屬企業，是如何通過融入所在國展現自己的軟實力的：“2018APEC坐落在總督路的盡處/與一排雨樹相伴/色彩在熱浪中跳躍/蔚藍與金色的市標/成為人流過往/矚目的中心/幾個月后的深夏/會在雨聲和雷電中來臨/航班從四面八方/搭載著不同的色彩/趕赴一場盛宴。”這種書寫意味著，詩歌面對現實時秉持的人民的、時代的立場，不僅是詩人自己對個人創作立場、方向的定位，也是文學這一文化樣式對新時代價值要求的答復，而這種揭示現實生活本相、時代特質以及書寫豐富心靈世界的作品，正是我們與時代同步、與時代共鳴的矯健步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