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面抗日戰爭時期根據地鋼鐵材料的生產和供給
從1937年“七七”事變開始，中華民族進入全面抗戰時期（1937年7月～1945年9月）。在陜甘寧邊區的紅軍主力部隊于1937年8月22日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廣東8省境內15塊游擊區（廣東省瓊崖地區除外）的中國工農紅軍和游擊隊于1937年10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
八路軍和新四軍堅持敵后抗戰，在華北、華中和華東地區創建了敵后抗日根據地。各根據地在隨軍修械所的基礎上，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漸建立一批兵工廠。隨著根據地軍事工業的發展，對鋼鐵材料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但當時根據地鋼鐵材料的來源很緊張。抗戰初期主要有3個途徑：一是從日偽控制區拆除鐵路鋼軌，但這個來源靠不住，一旦日軍加緊進犯，隨時都有可能斷絕。二是從根據地區群眾中收購少量的自產土鐵，還有一些廢舊鐵器，如破舊鐵鍋等用具、破損鐵農具等，這部分來源很有限。三是從國統區采購部分鋼材，但這部分量很少，危險性也很大，尤其是到了1938年武漢會戰結束后，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頑固派對抗日根據地實施嚴密的經濟封鎖，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生產和生活遇到了極大的困難，軍工生產所需的鋼鐵材料從國統區采購的來源，基本上被斷絕。當時，鋼鐵材料的供給成為根據地軍需生產的最大挑戰，要發展軍工就必須解決鋼鐵材料。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大生產運動首先在陜甘寧邊區展開。兩名戰士正在打鐵，制作農具。（資料）
1938年3月，中央軍委成立軍事工業局（簡稱軍工局），滕代遠兼任軍工局局長，不久，軍工局劃歸中央軍委總后勤部領導，由總后勤部部長葉季壯兼任。1938年10月，毛澤東主席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游擊戰爭的軍火接濟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每個游擊戰爭根據地都必須盡量設法建立小的兵工廠，辦到自制彈藥、步槍、手榴彈等武器的程度，使游擊戰無軍火缺乏之虞。”在這次中央全會的決議案中，把提高軍事技術水平，建立必要的軍火工廠，儲備反攻實力列為當時的緊急任務之一。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大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主席發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陜甘寧邊區軍民和各根據地大生產運動開始。
各抗日根據地按照中央的指示，都設立了規模及能力大小不等的兵工廠，自力更生制造武器和彈藥。為滿足兵工軍需的生產需求，各根據地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鋼鐵材料生產和供應體系。各根據地凡是制造炮彈、手榴彈、地雷等的兵工廠，都設有土法煉鐵或化鐵和翻砂工部（或稱紅爐班或翻砂股），有些根據地還建立了獨立的煉鐵工廠。在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各根據地的主要鋼鐵生產和供給情況如下：
（一）陜甘寧邊區鋼鐵材料的生產和供給
在國民黨反動派對陜甘寧邊區嚴密封鎖的情況下，迫使邊區軍民自力更生解決軍需制造軍械及炮彈、手榴彈、地雷等所需的鋼鐵材料問題。當時，軍需生產需求量最大的鋼鐵材料是灰口生鐵。它是鑄造機械和炮彈殼的重要原料，不解決灰口鐵的生產問題，就無法發展邊區軍事工業。1943年，黨中央要求陜甘寧邊區自己煉鐵。在此背景下，軍工局成立了以趙俊為主任的煉鐵部，建立了一些生產鋼鐵的小煉鐵廠。
1.軍工局創辦的大砭溝煉鐵廠[9]。1942年初，軍工局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決定用現代化方法生產鑄造生鐵，以滿足軍工發展的需要；隨后成立煉鐵部，由趙俊擔任主任；決定籌建煉鐵廠，指派由沈鴻負責設備制造、徐弛負責冶煉廠的設計，同時還邀請了一些地質、采礦和化工專家參與了籌建工作。
軍工局創辦所屬延安大砭溝煉鐵廠，當時是在一無材料、二無設備的情況下，憑借手頭僅有的英文、德文圖書資料邊學邊干。該廠主要生產設備是由徐弛主持設計的、以木炭為主要燃料的小高爐。該高爐是根據軍工需要和原材料條件，如鐵礦石和木炭、土焦的提供能力，設計日產生鐵約為1噸，年生產能力約為300噸，基本可滿足當時延安邊區鑄造機械和炮彈殼的需要。
高爐的全部機械裝備由茶坊兵工廠負責制造、安裝，鐵礦石由安塞蟠龍鐵礦提供，木炭由延安嶗山木炭廠提供，耐火材料由喬兒溝陶瓷廠提供，簡易的全套化驗分析設施由延安自然科學院負責安裝、操作。
該廠生產目的非常明確：為邊區軍工生產、生活提供所需的生鐵原料。
該高爐的生產系統配備蒸汽鼓風機、管式熱風爐、半機械化裝料、冷卻水循環系統、蒸汽鍋爐及簡易的化驗分析設施。從1942年起，開始高爐修建，到1943年春高爐工程完工，基本建成。高爐于1943年5月開始進行了多次試生產，1943年冬正式投入生產。由于技術準備充分，高爐很快就生產正常，達到設計要求，日產鑄造生鐵1噸以上，質量合格，基本上滿足了當時延安邊區對鑄造生鐵的需要。
大砭溝煉鐵廠高爐的生產使陜甘寧邊區鋼鐵生產進入到工廠化的生產行列，從1943年冬正式投產到1945年,共生產灰口生鐵60余萬斤。該高爐一直生產到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侵占延安前夕才被迫停產。
該廠的管理基本保持著部隊的作風，堅持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該廠的領導為毛月耀。
2.甘泉縣興建的賀龍鐵廠[10]。在軍工局自建大砭溝鐵廠的同時，在沈鴻等人的指導下，由大砭溝鐵廠提供技術援助，由邊區建設廳、自然科學院、軍工局成立的煉鐵研究會負責在甘泉縣興建的用土法小高爐生產的賀龍鐵廠。該廠的領導人為許興。
該工廠的領導干部是紅軍時期的干部；工廠中的工人有轉業軍工和榮譽軍人，還有一部分從軍工生產系統轉來的軍工人員和一部分臨時抽調的學生。有時邊區部隊也參與集中挖礦石、燒木炭等工作，以供煉鐵需要。該廠年產鐵在64萬斤左右[11]。
3.西北鐵廠[12]。1944年秋，在西北財政經濟辦事處副主任陳云和中央財經委員會陳郁等的支持下，軍工局決定在煤炭資源比較豐富的瓦窯堡建設2座煉鐵高爐，日產2噸生鐵（也有資料說是日產5噸的2座小高爐），名為西北鐵廠。該廠以程子建為廠長，林華為工程師。
西北鐵廠設計規模為日產2噸生鐵，鐵廠的設備由沈鴻等人設計，由邊區機械廠制造。
4.關中衣食村建設的煉鐵中心[13]（又稱關中衣食村煉鐵廠）。該中心（廠）1943年2月由陜甘寧邊區政府抽調的延安自然科學院化工教員張定一等幾名知識分子籌建，并從陜南、鄂西聘請的土法煉鐵工人作為生產骨干，用本地產的巖石、耐火黏土等建筑土高爐，用人工拉風箱鼓風，用木炭做燃料。
該中心（廠）經過2年多的試驗和改進，生鐵日產量從數百斤提高到千余斤，除供應軍需制造手榴彈外，還制造各種民用產品，支援邊區經濟建設。該中心（廠）負責人為溫賢良。
延安根據地建設的幾座煉鐵廠，在1947年國民黨部隊進攻延安后，停產并遭到破壞。在建設煉鐵廠的同時，邊區政府和軍工局還成立煉鐵研究會，邀請自然科學研究院的一些技術人員，研究討論煉鐵土爐的建造和煉鐵工藝、方法。（未完待續）
注：
[9] 陜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 曹向立等編著 《陜西省志－冶金工業》 冶金工業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概述第14頁和第291頁
《中國冶金史料》1985年第1期《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鋼鐵工業 徐馳》
[10] 陜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 曹向立等編著 《陜西省志－冶金工業》 冶金工業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第291頁
[11] 兵工記憶編委員會編 《兵工記憶》 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第一版
[12] 劉柏羅著《從手榴彈到原子彈－從延安精神到“兩彈一星”》 國防工業出版社 2008年1月第2版 189頁
[13] 陜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 曹向立等編著 《陜西省志－冶金工業》冶金工業出版社1991年6月第一版 第29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