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數字技術、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一波波新技術浪潮的紛至沓來，世界各國都意識到緊抓第四次科技革命機遇、實現產業和經濟結構創新現代化，對本國今后數十年乃至百余年發展前景的重大意義。作為歐洲乃至全球的經濟大國和制造業強國，德國多年前就敏銳捕捉到這一重大趨勢變化并制定了相應政策體系，但在幾年來的政策執行和探索階段，也遇到了種種問題。
而德國推進工業現代化的進展與反思，對于謀求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現代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有著重要參考價值。
早在2015年，德國聯邦教育和研究部就提出“工業4.0：從科研到企業落地”的政策規劃，旨在幫助中小企業實現生產經營與數字化等新技術潮流的結合，不僅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智能化水平，同時通過新技術及時滿足消費者的差異化需求，將規模化與個性化要求有機結合。今年11月，德國政府又公布《國家工業戰略2030》計劃，就推動數字化和創新、完成工業體系和經濟結構現代化升級的目標，在創新支持、公共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國際規則等方面設立一攬子配套支持政策。
在政府積極推動的時候，德國企業也主動探索，取得不少應用成果。比如機器人根據客戶訂單進行個性化制造，博世公司應用智能化技術和模塊化提高物流效率和企業倉儲管理水平，西門子等企業提出“前瞻性維修”概念，為客戶提供更為及時便利的售后維護服務，等等。
然而，德國工業數字化的進程畢竟處于探索和發展階段，因而遇到不少發展中的問題。有德國媒體最近報道說“工業4.0”目前步履維艱，德國成功應用“工業4.0”概念下新技術的企業仍屬少數，大部分企業傾向于推進漸進性探索，逐步應用機器人和智能化設備，多數技術探索仍然處于試驗階段。部分企業表示，現有生產技術和模式還足以應對當前的業務數量，因而傾向于“保持傳統”。
從這些較為傳統的企業來看，它們本身對擁抱數字化有著自己的考慮。首先是短期和長期經濟效益孰輕孰重的問題。投入數字化設備、引入智能制造模式不僅在短期內增加企業投入甚至負債水平，同時新產品和新商業模式也難以迅速得到傳統客戶認可。比如德國最具優勢的精密機械、化工、汽車等領域，依靠長期以來的技術儲備和口碑，不必過多創新即可在國內外市場上具備較強競爭力。這種情況也曾出現在工業革命后的英國，企業面對新問世的技術設備，在傳統設備仍未折舊且利潤率可觀的情況下，對新設備的投入熱情不高。
其次是對網絡安全方面的擔憂。“工業4.0”概念下的物聯網和智能制造，意味著企業的生產、經營、物流等均需上網，在直接對接市場和客戶、令生產與銷售各環節信息無縫對接的同時，也面臨較大的網絡風險，一旦受到區域性的網絡攻擊就可能導致生產的癱瘓。同時，德國及歐洲在新技術運用和隱私保護問題上有著較強的倫理思維和“風險預警”意識，諸多企業在無法確立絕對安全和成熟監管法規框架的背景下，對新技術抱有較大懷疑態度，這也影響了它們擁抱新技術潮流的積極性。
其三，德國的信息基礎設施難以支持“工業4.0”全面推進。德國雖然長期以來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各方面發展程度普遍領先的發達國家，但近年來德國在網絡通訊領域的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比如德國存在不少手機信號的“盲區”，數以千計的基站存在問題，只有7%的德國家庭接入了光纖網絡，遠低于愛沙尼亞(73%)、瑞典(56%)和西班牙(53%)。德國政府預計，該國基本實現網絡信號覆蓋還需新建5000個基站。而在這樣的網絡基礎設施水平下，部分企業數字化投入很可能出現“小馬拉大車”的狀況，這也影響了其積極性。
在第四次工業革命即將到來的背景下，無論德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還是其他處在推進工業化進程或謀求向產業鏈高端位置邁進的國家，均面臨轉型升級，融入智能化、數字化浪潮的任務。雖然各國國情、發展程度以及稟賦千差萬別，但對于國家如何以合理政策提升企業積極性并為企業創新提供足夠成熟的基礎設施、市場規則、投融資管道、創新生態等，德國“工業4.0”的進展以及挑戰均有著一定借鑒意義。
(作者董一凡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