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兩會報道組記者 朱曉波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堅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業做好供應鏈戰略設計和精準施策，推動全產業鏈優化升級；加強國際產業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強創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產業鏈供應鏈。2020年，我國高爐生鐵產量為8.88億噸，占全球產量的68.3%；進口鐵礦石11.7億噸，占全球進口量的76.1%，鐵礦石對外依存度超過80%。與此同時，我國對進口焦煤、廢鋼、石灰石等的需求也在攀升。
“從上述數據來看，鐵礦石、焦煤、廢鋼等作為鋼鐵工業最重要的原燃料，對外依存度均較高。”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鋼鐵工業協會黨委書記、執行會長何文波說。
與此同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我國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鋼鐵業是二氧化碳排放較大的行業之一，到2025年我國鋼鐵業要全面達到超低排放標準。
綜合來看，何文波認為，鋼鐵業需要突破資源與環境雙重約束，統籌資源配置結構與低碳工藝適配性；需要統籌鐵礦石、焦煤、廢鋼、石灰石等境內外資源配置的戰略設計和體系化建設，提高包括鋼鐵在內的重要金屬資源的安全保障度。這也是何文波帶來的提案《跨越資源與環境雙重約束 提高國家重要金屬資源安全保障度》的主要內容。
何文波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我國鋼鐵行業目前在資源和環境領域面臨雙重約束，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際鐵礦石供給呈寡頭壟斷格局，并有進一步增強的趨勢。全球四大鐵礦商合計產量占全球的50%、出口量占全球的65%，壟斷優勢明顯。在2020年全球生鐵減產的背景下，我國進口礦價從2020年初的90美元/噸飆升至2021年初的172美元/噸，嚴重侵蝕著中國鋼鐵業的利潤。
第二，國內礦山企業稅費負擔重，鐵礦建設項目審批環節多，制約國內鐵礦增產。國產鐵礦原礦產量從2015年的13.81億噸降至2020年的8.67億噸。其主要原因：一是國內鐵礦企業稅費負擔重。據鋼協對22家鐵礦企業調研，企業需繳納稅費及采礦權收益金、征地費共計24項，全部稅費約占主營業務收入的16%，成本壓力較大。二是國內鐵礦開采與發展受國土、環保、安全等多方面限制，行政許可事項多、周期長，不利于提高國產礦供給能力。
第三，優質焦煤資源國內不足且進口不暢。隨著我國高爐大型化和源頭治理污染的需要，使用低硫焦煤和優質主焦煤成為必然選擇，而我國這類焦煤儲量較少。
第四，國內廢鋼資源供應偏緊、價格偏高制約電爐煉鋼發展。2020年，我國社會廢鋼使用量約為1.8億噸。因社會廢鋼收購多來源于社會居民、個體工商戶、非經營性企事業單位及經營性工礦企業，而社會居民、個體工商戶到稅務局代開普票或專用發票年銷售額不超過120萬元、500萬元，導致廢鋼資源收購受到制約，進而導致廢鋼供給偏緊、價格高企。2020年與2015年相比，廢鋼采購成本上升了177.6%。
針對上述現狀，何文波建議，要從內循環和外循環同時著手來解決具體的問題：
首先，要夯實內循環基礎。具體來看：一是把擴大國產鐵礦石供給作為近期補短板的最主要手段，在政策上給予國內鐵礦企業5年~10年所得稅的減免；取消不合理的限制國內鐵礦開采的規定，加快簡化新礦山開采審批流程。二是加快解決廢鋼稅收問題，將廢鋼增值稅退稅比例由30%升至70%以上；解決廢鋼回收企業增值稅無票可開的問題，統一所得稅核定方法，明確企業自制憑證作為有效記賬憑證，或由稅務機關統一制訂收購憑證用于現金支出的成本核算。
其次，要統籌外循環布局。一是成立1家~2家海外鐵礦資源開發企業，統籌已有海外資源，集中力量加快推進資源開發和擴產。據統計，目前我國掌控的境外鐵礦權益資源量超240億噸，但權益礦年產量僅為1.6億噸。二是借助境外鐵礦資源開發平臺，布局拓展優質焦煤及輔料的開發貿易渠道，以及符合我國進口再生鋼鐵原料新標準的加工基地和進口渠道。2011年~2020年，全球年廢鋼出口最高約達1.06億噸，最低約為0.84億噸，差值達2180.3萬噸，即國際廢鋼出口量有彈性，但有些廢鋼需在境外加工后才符合我國進口標準。三是調整鋼鐵產品進口政策，鼓勵鋼坯鋼錠進口，限制初級產品出口，以減少國內對鐵礦石的消耗，降低碳排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