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恒然 劉毅
“十四五”時期，區域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粵港澳大灣區地處“兩個前沿”，面臨的外部風險挑戰更為直接。當前，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建設，可為區域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提供有效支撐。
粵港澳大灣區
市場一體化面臨的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具有明顯區位優勢，對宏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顯而易見，但必須首先打破內部區域之間各種要素的流動壁壘，提高行政效率。
一是制度差異和法治壁壘的限制。粵港澳大灣區具有“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的制度差異，在現行口岸通關制度下，深圳通往香港的口岸、珠海通往澳門的口岸，運行效率受阻，生產要素、信息資源等難以實現高效流通，尤其是資源的流通成本較高。與此同時，廣東、香港、澳門三地合作中，由于法律制度存在差異，形成法治壁壘。內地9個城市在本地經濟發展的驅動下，各自通過行政手段保護在地產業的發展。這些問題使粵港澳內部依然存在事實上的“省際”邊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港澳與珠三角的高水平融合。
二是生產要素稟賦差異。目前全世界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灣區，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沿海地區，許多大國、強國的經濟都依靠灣區支撐。但是，由于區域內部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程度差異較大，生產要素流通及資源配置受到限制。例如金融領域，香港對資金的吸引力明顯強于其他城市，金融資源傾斜不利于資本在灣區內部自由流動。另外，在稅負方面，由于不同地區稅收制度差異，出現雙重征稅現象，不僅導致貿易成本增加，還影響到了區域內的人才流動。各個轄區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在貨物、人力、信息等方面的流通效率受到限制。
三是科技創新驅動不足。科技創新是影響和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變量。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建設推進過程中，科技與實際應用脫軌、協同合作動力不足等問題同樣成為阻礙一體化深度推進的主要原因。第一，廣州、深圳、香港等中心城市，高等院校及科研機構的研究成果與產業之間的結合效率較低，跨平臺合作項目數量較少，難以實現高質量的科技成果轉化。第二，創新主體之間的協作和資源共享水平有待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相對較弱，創新成果開發和轉化能力不足，導致科研成果的經濟效益無法充分得到市場化。第三，三地之間的科研資金跨境，審批、撥付、使用等環節存在銜接難度大等問題，致使三地科研合作效率低，影響技術發展和應用孵化。
多年來，港澳堅持“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管理理念，傾向于利用市場調節作用維持經濟社會穩定；而內地對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方式與之不同，形成了一套相對復雜、層級多、申請流程繁瑣的科技管理體系，市場上的風險投資、企業科研資金跨境流動，仍采用一般外匯管理辦法管理，科技資源（人力資源、財力資源、物力資源、信息資源等）難以共享。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香港對標國際水準，建立了海關知識產權執法隊伍；相比之下，內地的知識產權侵權成本更低，不利于從香港引進先進技術。
粵港澳大灣區
市場一體化推進的決策建議
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推進是國家的重要決策，是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先行示范區，是實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關鍵。因此，要從多個方面入手，加強協調溝通、優化改進。
加強頂層設計，優化政商環境。進一步增強對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建設的重視程度，把加強頂層設計與空間治理相統一，增強區域經濟韌性，完善標準規范，是推進市場一體化的基本條件。首先，三地之間要深入推進關稅合作，不僅是加強關稅貿易之間的合作，還要持續擴大粵港澳貨物零關稅的優惠范圍，推動CEPA升級，直至取消關稅、消除貿易壁壘。其次，要構建“智慧口岸”，在優化口岸具體功能的基礎上，依托信息資源共享實現關檢合并，加強監管部門資源整合，提升“智慧口岸”運營水平。再次，要消除地方法律層面的壁壘，達到真正意義上的融合發展，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倡導兩岸三地在創新產品、生產要素和基礎服務層面的市場機制上“共商共建共享”，明確市場和政府部門、行政機構的邊界范圍，擴展深度合作，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粵港澳大灣區提供新動能支撐。
改善產業布局，縮小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只有通過整體層面的優化，才能充分釋放生產要素的稟賦優勢，有效推進市場一體化建設。首先，要優先打造一體化的金融市場，利用差異化的政策支持方式，引導地方政府合理選擇優勢資源項目，避免出現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趨同。其次，要充分發揮香港、澳門、廣州、深圳4個極點的輻射作用，在城市間形成分工細化、深度協作的產業布局方式，積極探索并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再次，要系統布局科技創新產業鏈，不拘一格地引進科技創新人才，增強產業轉型升級戰略支撐，通過科學規劃實現有效治理，逐步縮小11個城市間的差距。最后，要強化新基建建設，根據各城市實際情況，夯實交通與信息等方面建設基礎，降低產品跨區域流動成本，為產業要素高水平流通奠定堅實基礎。
香港特別行政區地處中國南部沿岸，是粵港澳大灣區內產業集聚水平與區域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度較好的城市之一。香港和深圳同屬世界級一線城市，“深港雙城一體”融合發展將為我國帶來產業經濟的重大改變。從地理區位的角度看，元郎平原以西、蛇口以東的深圳灣十分值得關注。原因在于，深圳灣處于深圳和香港之間的內弧位置，未來很可能會成為“深港雙城一體”的功能中心。由于深圳灣具備顯著的區位優勢，十分有利于產業集群的發展，建議加快深圳灣數字化公共設施建設，包括5G互聯網、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等；加大科技創新投入，提高科技創新產業的集聚水平；加大監管力度，及時控制交易風險，保障科研資金過境安全；改善產業園區、產業基地營商環境；適度降低企業的準入門檻，鼓勵高新技術產業進駐并參與全球競爭。
連通粵港澳，提升先進科學技術支撐力。大灣區內的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深圳資本市場和廣州區域金融體系，能為創新成果轉化提供投資保障。與香港不同的是，澳門的產業種類相對比較單一，主要依靠娛樂業和旅游業。粵港澳地區高端制造、生物醫藥、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戰略新興產業全球領先，目前擁有高新技術企業逾5.6萬家、世界500強企業25家、獨角獸企業62家、上市企業超2700家，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發明專利公開量約36.59萬件。大灣區科技創新呈現“應用研究活躍，基礎研究冷門”現象，專利申請數量排名比較靠前，但基礎研究水平和前沿研究能力與國際一流灣區仍有較大差距。
技術支撐是粵港澳大灣區市場一體化推進不可或缺的條件。因此，在加大高校、科研機構建設投入的同時，應當充分利用科技創新、信息化平臺等條件，構建起功能多樣、形式多元、層次完善、高效協作的合作發展平臺。要充分認識到香港作為國內外資本中繼的金融中心地位長期內不會發生改變，借助香港金融與資本市場、司法判例的國際認可度和與歐美國家的既有合作基礎，降低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及全球進行科技成果轉化和科技投資的敏感性，通過創新鏈牽引資本鏈、資本鏈支撐產業鏈、產業鏈引導創新鏈，實現“三鏈鏈接”的良性循環。
（邊恒然系廣東省科學院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研究院博士后，劉毅系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