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要能順利轉型升級，必須重構需求版圖。一方面，這要求逐步降低對于基建、房地產和外需的高度依賴；另一方面，更要求繼續大力培育內部市場，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進一步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以消費需求持續升級，激發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澎湃動力。

　　在穩中有變、內外環境日趨復雜的變局中，我們即將迎來2019年。面對經濟運行的下行壓力，決策層正繼續釋放出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補短板和防風險的積極信號。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近日在南京主持召開部分省（區）政府主要負責人經濟形勢座談會時提出，要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根據市場主體需要及時完善政策，把握力度和節奏，精準預調微調，引導市場形成穩定預期。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聚焦支持制造業、服務業尤其是小微、民營企業等實體經濟，實施更大力度減稅降費；適度擴大內需，適應拓展國內市場要求，促進消費供給升級，更大釋放消費潛力；擴大有效投資，提高政府資金使用效率，降低民間投資準入門檻，帶動擴大社會投資，推動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需要、具備條件的重大項目抓緊開工建設，盡早發揮效益。

　　很顯然，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形下，明年中國經濟仍將面對艱巨的考驗，因而需要及時通過逆周期調控手段，適度加大政策寬松力度，以確保經濟平穩運行。市場各方希望2019年經濟增速預期目標符合實際和留有余地，既能保證“十三五”增長目標的實現，也有利于引導社會各界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高質量發展上。眼下，很多重大領域的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主動作為和積極探索，為此需重視和鼓勵發揮基層和企業的首創作用和主體意識。

　　中國經濟要能順利轉型升級，必須重構需求版圖。一方面，這要求逐步降低對于基建、房地產和外需的高度依賴；另一方面，更要求繼續大力培育內部市場，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進一步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以消費需求持續升級，激發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澎湃動力。從整體和長遠來看，消費升級毋庸置疑，必須設法采取有效措施，盡力擴大居民收入，持續釋放消費活力。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基礎設施特別是與鄉村振興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未來仍有較大空間；去產能仍存在“制度梗阻”，“僵尸企業”還在無效占用資金，需堅決出清；降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仍有較大空間，減稅降費的長效機制有待建立和完善；民營、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應有系統性的一攬子解決方案，盡快建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和市場機制“兩手并舉”的長效機制；科技創新環境、人才培養機制等都是制約創新驅動的短板，尤須下大力氣。2018年去杠桿的過程很艱難，而結構性去杠桿，是通過經濟增長，做大分母來實現。為此，未來需繼續采取有效措施緩解民營和小微企業的信用緊張狀況，高度關注“債務—通縮”風險可能的加劇。

　　上述諸多目標和工作任務的實現，離不開宏觀經濟政策的“挺身而出”和“主動作為”。當然，宏觀經濟政策需不斷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相機抉擇和逆周期調節，需要更靈活、更具前瞻性和注重實效。在新的一年里，貨幣和財政兩大政策的有為之舉令人期待。

　　就財稅政策而言，未來更大力度的減稅及適度擴大赤字率等更積極的政策可以期待。中國真正需要減稅的是企業部門。增值稅不管是由三檔并兩檔，還是保持三檔稅級不變，都有調減稅率的空間；企業所得稅稅率也有下調空間。宏觀調控貴在前瞻和靈活，并且為使市場建立正向和可持續的良好預期，可明確提出每一年具體的減稅規模。

　　就貨幣政策而言，未來的思路可繼續轉向全力穩增長、助民企和防風險。為實現從寬貨幣到寬信用，不妨有針對性強的工具和手段以實現寬松加碼。就此而論，降準仍有必要，以繼續推動信用擴張，防范信用緊縮引發的風險，維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為引導貸款利率下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緩解企業融資貴難題，進一步穩經濟和支持民營小微企業，降息也還有空間。還有，打通貨幣傳導機制，央行直接購買經營正常、流動性遇到暫時困難的龍頭民營企業債券，向市場直接投放流動性，支持民營企業健康有序發展。當然，監管政策要創造條件，逐步解決當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之中的非貨幣政策因素：如資本、監管指標、商業銀行內部風控及問責機制的約束等。唯有通過多措并舉、超常招數，方能鞏固和發展長期向好趨勢。

　　形勢越是錯綜復雜，越是要加強政策的統籌協調，形成政策合力，精準施策。比如，財政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側重點和實施效果都不一樣，需將兩者有效結合起來，特別是要發揮政策的合力，“在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增強為微觀主體活力和發揮好資本市場功能之間，形成三角形支撐框架”。又如，短期穩增長、擴內需與中長期調結構、促改革并不矛盾，這給短期需求側的逆周期調節和中長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留下不小的余地。再如，防范化解風險和服務實體經濟的統籌協調，以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意愿，而不能因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而產生新的風險。

（作者系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