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世界格局正由“中心—外圍”結構變為“分布式”結構。

　　所謂“中心—外圍”結構是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提出的理論模式。工業革命后，生產力得到空前發展，在通過國際分工形成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工業發達、技術進步的國家成為“中心”，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則淪為這一體系的“外圍”。

　　二戰后美國推動建立了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得以形成。但這個秩序的底色，正是普雷維什所稱的“中心—外圍”結構。以美國為核心的發達國家控制了全球金融、貿易、科技和生產體系，汲取超額利潤，而其他外圍國家的任務成了“為大的工業中心生產糧食和原材料”。在“中心—外圍”結構下，外圍國家的發展主要是中心國家“發達”后的溢出效應。由于資本、技術等關鍵生產要素被中心國家控制，被定位為市場和原材料基地的外圍國家很難實現自主快速發展。

　　但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的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中，國際分工出現新的變化，產業轉移推動了經濟地理的變遷。首先是消費類電子產業從美國向日本轉移，再由日本向新加坡、韓國等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形成以日本為頭雁的所謂“雁陣”模式。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雁陣”結構面臨解體，因為日本作為頭雁已經帶不動超大規模體量的中國，中國逐漸由“雁尾”轉變為“龍頭”。

　　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同時，全球新興市場經濟體實現群體式崛起。先是高盛經濟學家將其中的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大型經濟體稱為“金磚國家”，后來又有匯豐銀行提出“貍貓六國”(包括哥倫比亞、印尼、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如此等等，全球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投資也出現熱潮。

　　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動搖了“中心—外圍”結構，發展中國家不再需要等到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充分發展后才能發展自己，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也不再等“中心”地區溢出后才能流到“外圍”地區，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變得主動起來，世界經濟格局越來越成為一個分布式結構。在這個分布式結構中，原來的中心國家如七國集團等仍是重要節點，但“金磚國家”“貍貓六國”、東盟國家以及其他一些不斷發展壯大的亞非拉國家，逐漸崛起為新的重要節點。

　　而且，世界經濟的分布式結構得到技術革命的支持。最近一輪的經濟全球化與新一輪技術革命幾乎同時發生。這輪技術革命的突出特點就是扁平化和分布式。信息通信技術使生產環節的管理不再受限于地理空間，從而推動中間產品的外包和經濟地理的變遷;開源技術的流行使知識和技術的傳播越來越快速和均勻;物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進一步提升了人、機器和社會的智能互聯;區塊鏈等金融科技推動了價值互聯網的發展，使價值實現全球轉移的去中心化和分布式擴展。技術的分布式結構與知識的世界性傳播相結合，使全球化時代某個單一國家想要控制技術的轉移和滲透幾乎不可能。

　　技術的這種分布式和去中心化結構，必將促進世界經濟向分布式結構的加速轉型，從而使世界經濟的發展更均勻，世界各部分的發展更加自主和更能結合本地比較優勢，欠發達地區的資源浪費和閑置狀況得到改觀，進而從整體上促進世界經濟向著更深層次的全球化發展。在分布式技術的支持下，世界各地區的群體發展以及相互聯系加速，也將成為下一輪全球化的驅動力和突出特點。而且，在分布式經濟結構帶動下，國際政治和安保狀況也將發生相應改變，新的國際秩序將在這種演變中發展成型。

　　也就是說，分布式經濟結構得到分布式技術的有力支持，然后又將推動世界格局走向分布式結構。在這樣一種結構的世界格局中，某個單一國家獨霸或單邊主義等做法都不可能再行得通。

　　在這種分布式結構的世界中，中國一方面要繼續做好國內深化改革的大文章，另一方面要繼續堅持雙向開放，同時緊密維系與作為原“中心”的發達經濟體和作為原“外圍”的新興經濟體的產業價值鏈聯系，形成產業鏈的“雙環流結構”。這樣，我們就無懼任何挑戰。

(作者是國家開發銀行國際戰略研究處處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