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公布的中國5月份外貿進出口數據顯示，進口比去年同期下降2.5%，外界解讀為中國內需增長動力不足。這個思路的立足點在于：首先，4月份中國進口比去年同期下降2.4%，5月份下降2.5%，降速在增大;其次，在“特朗普衰退”的外部沖擊下，全球貿易形勢會更加不穩定，如果內需不起來，怎么守住中國5.5%-7.5%的中高速增長目標區間？

　　當然能守住。但問題是，采取什么樣的對策讓“守得住”的承諾有效落到實處。從大的方面看，我們得知道國內目前存在哪些抑制內需的制度因素和政策機制，祛除這些抑制因素的短期和長期對策有哪些。特別是短期性有效對策有哪些。并且，它們能以足夠的規模內生為需求嗎？

　　首先，我國抑制內需的制度因素在于對增長的產業路徑和政策路徑依賴，正是它們的存在帶來了拉動內需的轉型高成本。中國改革開放后的主要對標經濟體是美國，宏觀管理上也施行總需求管理。投資拉動加上出口導向型的產業政策，讓投資周期超過商業存貨周期成為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與美國商業周期作為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不同，投資周期與國內PPI(生產者價格指數)以及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共漲落。同時，出口導向型政策又將兩個價格變量越過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對接。在外向型經濟占主導的模式下，只要世界其余市場容納得下中國勞動密集型生產形成的出口，這種增長模式就不必過于擔心美國經濟滯漲。但是中國通脹的跨周期效應微弱，在世界其余市場飽和前，產能在國內累積。這一過程在國內是半隱性的，一旦經濟下行或者某類產品接近飽和(如光伏和集裝箱)時，海外市場累積的國內對應巨量產能過剩就會顯現。以鋼鐵行業為例，我國在2003年前后出現供大于求的均衡點，隨后每個經濟年度增加5%左右或更高的過剩產能。到2011年的時候，我國鋼鐵產能穩定超過8億噸，自身消費不到5億噸。　　

　　在幾十年形成的雙路徑依賴下，如果要拉動內需，必須尋找基于中國消費者集體行為的內在需求產業布局。如果不加分別，在原有產業結構下啟動內需，必定是過剩產能行業。也必定是那些在經濟中占權重最大的部分，獲得宏觀貨幣和財政政策的支持，這本來是瞄準啟動內需的，卻惡化了產能過剩的程度，讓資產泡沫持續，拉低整體經濟增速。這正是國內抑制內需的制度因素和政策機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看準了這一拉動內需的難題而開“處方”。

　　摸準了問題，又有哪些對策，特別是短期對策能解決上述問題呢？過去五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是很合理的，但從施行的足跡來看，更多地把著力點放在消除總需求管理帶來金融風險問題，未能有效解決產業升級和轉型帶來的結構問題。比如過去幾年，為防止通脹風險而嚴格管理貨幣投放，貨幣發行增速從13%以上快速下降到8%;為防止資產存量風險，未加分別地按金融機構分類來“去杠桿”，而不是按資產分類來“去杠桿”;為防止支付存儲風險而強制性地吊銷非銀系和非銀類機構的絕大部分牌照，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與新技術新經濟的成長關系密切。這樣一來，中小微企業和微微企業的流動性緊張，從而也讓消費者感到流動性緊張，讓調控政策本身成為抑制內需增長的力量。因此，更加開放和合理的貨幣流動性紓困對策，在未來三個季度尤為重要。

　　傳統工業，以及房子、車子這些“老三樣”對拉動內需的效能已經飽和。在新經濟條件下，必須加大力度支持創新，加大力度支持戰略性產品研發、實驗室放樣以及工業級產品的初試、中試、大試直到市場投放。18世紀以來，每一次科技和產業革命都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面貌和格局。二戰后的70多年來，各國經濟體的結構轉型升級常常與新技術支持下戰略型產品進入產業密切相關。早年間的內燃機如此，后來的計算機更是如此。發端于上世紀80年代的互聯網以及數字技術，讓世界快速從“大車間-流水線-模塊化”的生產以及排浪式消費向“智能—智慧”技術支持下，打通生產和消費“兩堵墻”的新經濟過渡。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未來智慧機器人和智慧型機器人的出現，將會使人類在新技術條件下出現行為意義上的人與超自然人合一的超經濟。

　　2018年，我國產業數字化經濟、數字替代經濟、數字產業化經濟與數字創造經濟合起來的總值為31.8萬億元人民幣，占GDP比重為34.48%，增長速度為12.3%，是制造業增長速度的數倍以上。同年，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份額增加了2.1個百分點以上。數字經濟已經成為真正意義上拉動內需的黃金增長方向。

　　按照上述速度計算，到2027年左右，中國經濟將會在數字技術支持下實現現代經濟成分占50%以上的成長奇觀。這是21世紀各國經濟增長的奧運會奪金熱點區域。經過多年、尤其是近年來的艱苦轉型努力，中國經濟升級的大幕徐徐拉開、前景無限。

(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